简介：王金南，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农工党中央生态环境委主任 ，出席由国际生态经济协会主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CSES）协办，公众环境空气与健康专业委员会承办：“十三五时期我国城市公众环境空气与健康影响评估报告研究课题”研讨会的发言节选。

关于方法学，我国基本的方法学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所做的工作基础之上的。2013年1月份重污染天气的评估，基本方法先确定污染因子，有没有污染绿植，哪一些是做评估需要的健康终端，然后再算人口，反应关系，把损失货币化，基本就是这样的过程。健康终端设备，目前集中在过早死亡，也有发病率的上升和门诊上升，但是主体是过早死亡。污染物指标的选取，早期大部分都是建立在PM10的监测上。2013年以后几个城市才有PM2.5的监测，国际通过卫星遥感可以算出PM2.5空间浓度分布。污染物比较选取比较集中的就是PM2.5和PM10。污染水平与发病率、死亡率是一般的计量关系，随着污染水平的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上升。但是发达国家得到的计量反应关系是在污染物的浓度段得到的，跟中国的高污染水平是不一样的。ACS是美国的情况，专家认为中国的斜率可能比它小一些。

从专家的角度讲算出来多少人过早死亡，多少人发病，最后折算到货币价值，换算的过程选取的指标不一样。一种是货币化算法，如人力资本法，每个人的货币价值决定于其可以创造多少GDP。保险法，现在有不同的保险价格来做计量，但是每一种方法都是有缺陷的。OECD做的各个国家统计生命价值的情况，差异很大。中国和印度100万美金左右，高的国家可以达到六七百万美金。另一种方法就是基于支付意愿法的统计生命价值。每一个国家都在做，很多都是针对一个城市做的，但得出来的结果也会有不一样。世界银行对中国几个城市做的统计是100万人民币左右。中国算的值是150万左右。

推进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工作，首先需要对健康的问题形成共识，从国家环境管理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早期十一五侧重于减排，十二五提出环境质量问题，现在十三五环境质量为核心。从质量和总量改善的角度来讲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到十三五过渡到质量为核心的状态。再往前走，相当于4.0版本的环境保护作环境健康风险的评估。

其次，健康效益要逐步纳入到环境政策和规划标准的评估里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关注这件事情。美国现在推动很多环境政策法规往前走，就是靠健康来说服利益集团和获得国会的支持。

最后，加强科学研究与国际合作。更多数据的话语权在研究机构和大学，国家层面应该和卫生部和环保部联合起来，拿出一份有权威的报告。大学教授发研究是需要的，但是应该从真正的国家层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