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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20日 第55期

时间:2015-07-20      来源:国际生态经济协会(IE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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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者,跑出环保新标杆(热点解读)

来源:人民日报         时间:2015/7/3

环保“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日前由财政部等四部委印发。环保“领跑者”制度,对环境管理模式有哪些创新?“领跑者”对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将起什么作用?

制定环保“领跑者”指标,发布环保“领跑者”名单,对环保“领跑者”给予适当政策激励,目的在于引导全社会向“标杆”看齐,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向更高水平迈进。

每年遴选和发布一次,相关工作将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环保‘领跑者’,是指在同类可比范围内环境绩效最高的产品。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在环境保护和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成绩和效果是最好的。”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实施环保“领跑者”制度,对于激发市场主体节能减排内生动力,促进环境绩效持续改善,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有这样的正向激励,对企业来说太及时了。可以说,这个制度是环保综合施治的一项变革性举措。”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表示,在雾霾等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日益增高的大背景下,对约束制度的强化越来越多,比如新环保法中一系列新的刚性手段,还有淘汰落后产能等政策。如今,与之相对应的正向激励制度出台,这对企业减污提效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也肯定能促进环境质量的提升。

根据实施方案,建立环保“领跑者”制度,以企业自愿为前提。环保“领跑者”遴选和发布每年一次,相关工作将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具体的工作流程是:按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定的部门分工,有关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研究提出环保“领跑者”产品名录,并将相关具体要求在公众媒体上公开。相关企业可以在规定期限内自愿申报,通过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方式确定环保“领跑者”名单。

环保“领跑者”标志将委托第三方机构征集、设计,按程序审定后向社会公布。入围产品的生产企业,可在产品明显位置或包装上使用环保“领跑者”标志,在品牌宣传、产品营销中使用环保“领跑者”标志。严禁伪造、冒用环保“领跑者”标志,以及利用环保“领跑者”标志做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领跑者”须是环境绩效领先产品,相关指标动态更新

实施环保“领跑者”制度,产品范围和标准如何确定?

与聚焦污染物治理的思路不同,领跑者制度激励企业从源头上削减污染物,成为环境绩效的“领跑者”。方案明确,主要是面向大气、水体、固体废弃物及噪声污染源头削减,选择那些使用量大,减排潜力大,产品及环境标准完善,环境友好替代技术成熟的产品,然后逐步扩展到其他产品。

具体要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产品环保水平须达到《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标准,且为同类型可比产品中环境绩效领先的产品。

——推行绿色供应链环境管理,注重产品环境友好设计,采用高效的清洁生产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清洁生产水平,全生命周期污染排放较低。

——产品为量产的定型产品,性能优良,达到产品质量标准要求,近一年内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该品牌产品无不合格。

——生产企业为中国大陆境内合法的独立法人,具备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健全的供应体系和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力,承诺“领跑者”产品在主流销售渠道正常供货。

“大气污染我们抓脱硫脱硝,抓机动车污染防治;水污染我们建污水处理厂,这其实都是末端治理的思路,也就是产生污染再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环境治理进程。”骆建华认为,“领跑者”制度强调源头控制,就是生产中就要少排污染物。以电厂为例,按照“领跑者”的思路,企业可以选择新技术来大幅削减污染物,比如近零排放等等,这符合科学的环境管理理念。

“环保‘领跑者’指标以及现有环保标准实行动态更新,也是制度的一大亮点。” 骆建华说,企业经过遴选成为“领跑者”,就会有一招鲜吃遍天的感觉,甚至不思进取。但是“领跑”应该是个动态概念,根据行业环保状况、清洁生产技术发展、市场环保水平变化等情况更新,将环保“领跑者”指标与现有的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相关产品质量标准相衔接,可以更好地带动现有环保标准适时提升。

环境管理模式将向“底线约束”与“先进带动”并重转变

“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激励政策,给予环保‘领跑者’荣誉奖励和适当政策支持,为环保‘领跑者’创造更好的市场空间。”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建立环保“领跑者”制度,通过表彰先进、政策鼓励的方式树立先进典型,引导全社会向环保“领跑者”学习,有利于推动环境管理模式从“底线约束”,向“底线约束”与“先进带动”并重转变。

骆建华认为,过去我们也有一些激励制度,比如“环境友好企业”“环境标识产品”等已有较长历史,但作用稍显平淡,“由于缺乏宏观部门介入,这些措施作用有限,‘领跑者’制度明确规定了相关部门的职责所在,应该是全方位立体的推广,其影响力不言而喻”。

骆建华建议,“领跑者”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应该注意几个关系:

一是环保性与经济性的关系,“我们对一些行业的超低排放一直持保留态度,因为这可能导致成本大量增加。不能唯环保,好技术要有推广价值,不能太贵。”

其二,要注意处理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关系。“领跑者”制度有极强的政府导向,遴选出的“领跑者”不一定是市场的选择。政府以补贴等形式予以激励,虽然有利于提  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但的确不是市场的手段。因而,更需要注意二者的平衡。

第三,要处理好短期领先与长期创新的关系。骆建华认为,制度中规定每年的遴选与公示不该是新增,而是更新。

此外,还应注意“胡萝卜”与“大棒”的关系。“我们已经有很多‘大棒’,必要但是否有效应该考量,与约束性措施相比,对企业做环保的激励制度还是太少了。”骆建华认为,企业自己不断加压做环保肯定会增加成本,在绿色选择还没有成气候的时候,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并不强。企业既要做环保也要活下去,所以适当的环境经济政策是必须的。

“领跑者”不仅有荣誉,也有实惠,评选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备受社会关注。骆建华表示,虽然制度设计中有第三方、公示等环节,但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这需要建立严密的运作机制和严厉的问责制度,一旦发现造假等问题,不仅收回称号,还要严厉处罚,让企业不敢冒险。

 

PPP助力环保产业破盈利壁垒字号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          时间:2015/7/3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和环境保护工作力度的加大,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环保产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环保产业将成为支撑产业经济效益增长的重要力量。

但同时也有观点认为,顺应国政民意的环保产业遭遇发展瓶颈,在环保项目投资总量上升的趋势下,正面临着融资少,盈利难等问题突显。

“例如,因经济效益的丧失,下游推广举步维艰,环保能源的暴利行业液化天然气(LNG)正遇到发展瓶颈。”卓创资讯分析师刘广斌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分析称,“原油价格大跌造成替代能源价格走低,LNG的经济型下滑,加之LNG产能维持高速增长的状态,上游厂家竞争激烈,市场需求低迷。”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节能减排、生态可持续发展已是国际趋势,其中不乏响应“互联网+”的应用软件。比如,江苏苏州移动打造的智慧环保云平台,旨在用信息化技术助力环境保护。环保项目多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庞大的投资需求使得政府迫切需要社会资本参与,优化投融资结构、创新投融资机制迫在眉睫。

国家环保部规划财务司司长赵华林在此前在参加相关会议时也曾公开表示,要将PPP模式应用到环保产业上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政府引导产业发展方向,迫使环保产业洗心革面。

PPP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模式,旨在调动政府资金和私人资本,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应用到环保项目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

引入PPP 模式,不仅能够筹集部分项目建设资金,帮助政府大大解决环保项目资金不足的问题,有效地缓解政府在环保基础设施建项目上面投资压力,而且能有效的转变政府在环保投入上的规划方向,促进环境效果更好项目的财政投入,对提升环保的效果等具有积极意义。

“环保产业作为一种可持续化发展产业,以其专业技术和广泛的市场规模,为环保PPP模式的引入带来了契机。在环保这样公共服务性质的领域推广PPP,既能够提高投资效率,也能缓解投资压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一不愿透漏姓名的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环保企业的持续发展,光靠政府补贴并不能一路风光,关键还是要环保产品能产生市场经济效益。那些只投入,不产出的环保产业无法长期存活,盈利难在所难免。上述业内人士同时指出,PPP模式主推环保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是促进环保产业的不断革新。为大量吸收社会资本投入到环保产业中来,仅仅国家政策上亮绿灯是远远不够的。

在现有的运作成熟且环境效果良好的领域提高运营水平,提高社会资本的使用效率是政府部门和环保企业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促进环保企业介入到前端设计和规划的环节中,设计更加合理有效的项目,需要更深层次的探索。而PPP模式的引入,将会充分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对于环保产业摆脱盈利困境将产生重要作用。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PPP的发展前期的经验储备相当有限,而制度的相对滞后、第三方监督机构的缺失,造成社会资本的游离状态。只有环保产业运营环境公开公平化,设立合理的市场回报机制、法制保障等,才能笼络社会资本加盟绿色环保,共同为国民经济助力。

 

环保不是环保部门能完成的事儿

来源: 北京商报         时间:2015/7/3

4个多月前因大气污染严重,华东督查中心约谈临沂市时任代市长张术平。作为新环保法施行后第一批被约谈的城市,临沂的污染经央视《焦点访谈》等媒体曝光,引发全国关注。

重压之下,临沂在约谈后第五天,突击对全市57家污染大户紧急停产整顿,成为全国惟一在约谈后采取停产整顿的城市。

然而几个月过后,铁腕治污在短暂的好评之后,开始爆发种种后遗症。企业停产引发的数千亿元债务危机、6万失业人口及15万受波及的相关人群似乎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更加严重的“次生”伤害。临沂当地警方透露,随着失业人口增多,当地盗抢案件增多,犯罪率出现上升迹象。

临沂并非特例。河南安阳、湖南衡阳、贵州六盘水、河北承德等地级市的“一把手”,都被环保部公开约谈。正如被环保部约谈的张术平在接受这次约谈时所表示的,“心情十分沉重”,但“决心也是非常大的”,“我向你们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约谈”。

为粗放式发展买单,可是这个弯显然转得太急。没有准备不计后果的强制关停带来了更深的社会问题致使事态发展超出政府和企业预料。

长期以来环保部被指拿着棉花棍子打谁谁都不疼,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迫使舆论质问与责难的“火力”首当其冲就对准了环保部门,倒逼环保部走向强势,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加大了对企业违法的处罚力度,也增加了对行政监管部门的问责措施,凭借按日计罚、约谈、行政拘留等利器,强势不言而喻。

然而最严环保法今年一实施就迎头撞上了经济下行步步紧逼,一些地方稳增长保就业与强化环境监管之间的矛盾变得尖锐。尤其是传统产业分布密集的地区,这样的矛盾在诸多“临沂市”上演并不断发酵,环保执法在基层长出了几颗“虎牙”,可“咬下去”之后留下的“伤口”却在意料之外。

由于缺乏配套的缓冲政策,强势环保之下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环保并非是环保部门能够完成的事情。

严法应时而出,反映政府铁腕治污、猛药去疴的决心与力度,也凸显了中国发展转型阶段所承受的巨大环保负荷。但巨大的环保负荷单靠一个环保部关停污染企业远远无法消化,重积难反,环境治理必将是一个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不能用单一的线性关系来分析,也难以指望某个职能部门的“单打独斗”,企业停产之后如何整改,整改之后如何规范,环评遗留的历史问题如何解决,环境治理所带来的产业转型与革新更需要多方的力量共同化解,传统的指哪打哪的单线环保思路虽然能解污染一时之急,却解决不了环境污染的长远之忧。

临沂式的环保,很容易让环保走向危险的极端主义,这种意识一旦主导公共政策,如此奢侈的环保,玩不起的不只是临沂。如果推行的环保治理措施只考虑技术可行性却忽略了经济可行性,这样的“超强环保部门”会带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资源流失的风险,由此导致的失业率终将影响经济与社会稳定。所以,别把环保当成环保部门一家能完成的事。

 

中央深改小组聚焦生态建设 环保行业迎来良机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时间:2015/7/2

按照中央的部署,环境问题突出、重大环境事件频发、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力的地方,将被先期督察,党政领导有可能被同时追究责任。这一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要求,在7月1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得到明确和强调。

抓住解决环保问题的“牛鼻子”

据新华社报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

会议明确,建立环保督察工作机制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完善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制度、追究领导责任和监管责任。

会议提出,要把环境问题突出、重大环境事件频发、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力的地方作为先期督察对象,近期要把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要求,对问题突出的地方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本报记者据中央及地方文件归纳得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此前主要是安全生产领域的一项原则,内涵是在一个地方的党政部门中,除了分管部门及其负责人要为安全生产负责之外,党委也要负责;各个分管岗位,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外,还要承担相应的安全生产责任。该原则体现了对安全生产的高度重视。现在,把这一原则延伸到环保领域,足见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已提到了类似安全生产的高度。

“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提出,是针对现实环境问题严峻的局面而提出的重要政策,属于顶层设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纪文1日晚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党委与政府职责不同,所承担的责任也不同。党委主要是研究、部署和指导工作,政府负责全面贯彻实施。

常纪文说,从理论上看,基于我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将党政同责适用于环境保护这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安全领域,是非常必要的。“而一岗双责也是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比如,交通运输部既抓交通运输管理,也要抓交通运输产生的污染;国土资源部既要抓矿产资源开发,也要抓污染防治。这样就能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常纪文认为,“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抓住了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牛鼻子”。

用足用好新环保法相关规定

上述会议还要求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主要目标是探索并逐步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符合实际的审计规范,明确审计对象、审计内容、审计评价标准、审计责任界定、审计结果运用等,推动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促进自然资源资产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安全。紧紧围绕领导干部责任,积极探索离任审计与任中审计、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以及其他专业审计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发挥好审计监督作用。

目前,超标排污、偷排偷放、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仍时有发生。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表示,将用足用好新环境保护法中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行政拘留等规定,完善环保部门与公安、司法机关联动以及多部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加大暗查暗访力度。对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充分发挥“三级联查”(国家督查、省级巡查、市县检查)作用,继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查,向社会公开“黑名单”,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上述会议强调,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生态环境监测立体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全国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联网共享,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分析,实现生态环境监测和监管有效联动。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中国国家减排战略目标的确定,生态环保政策望成未来有关部门关注的焦点。另外,再加上未来土壤污染防治计划、节能环保十三五规划的推进,节能环保产业有望持续成为热点。

东兴证券表示,近年国家陆续出台各类环保政策,环保行业迎来发展春天。国家对环境整治效果关注度逐渐提升,未来具有技术领先优势的公司将获得溢价;投融资方式改进,PPP模式助力环保产业快速发展,具有资源整合优势的企业将充分享受行业红利,同时在未来的行业并购整合中受益。

环保相关上市公司主要有五类,分别为:1.脱硫脱硝,主要包括国电清新、桑德环境、龙净环保等;2.污水处理,主要包括兴蓉投资、万邦达、碧水源等;3.土壤修复,主要有维尔利、永清环保等;4.资源再生,主要有格林美、海陆重工、卧龙电气等;5.清洁能源,主要有中核科技、金风科技、沃尔核材等。

 

PPP模式在节能减排领域吸引力上升

来源:中国能源报          时间:2015/6/22

  近来, PPP模式红得发紫。EMC是自己投资或者自己+客户投资;PPP是自己+政府投资,每年回收。EMC最大也就1000多万,PPP可上亿。

  《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明确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即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等特定领域需要实施特许经营的,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执行。

  由此可见,PPP模式强调社会资本的深度参与,有利于盘活社会存量资本,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缓解财政支付压力,同时也有利于政府更好转变职能,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近期,政府层面给予PPP模式的利好政策,可谓接踵而出,如鼓励产业基金入股《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财政部、发改委连续发出《PPP合同指南》等文件,从实际操作方面明确了PPP模式的基本操作流程、规范和法律地位、利益保障等问题……

  专家表示,PPP模式主要适用于市政公用事业。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发展PPP模式已经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未来的发展方向。PPP模式未来在节能环保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统计,目前国家级、省级、市级发发布的PPP项目总量达到816个,对应总投资规模超过1.7万亿。在已经公布的众多PPP推介项目中,生态环保领域在数量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其中安徽省环保项目数占省内全部PPP项目的62%,江苏省为47%,四川省为36%,重庆市为30%,环保成为PPP模式的主要投资领域。

  目前从PPP项目的情况看来,最普遍的是水处理项目,因为水处理行业已经形成较成熟的盈利模式,因此最有可能出现大订单的领域也是水处理,获取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片区的大的PPP项目的公司,极有可能成为平台类公司,通过规划会安排布局城市环保设施。

  某环保业龙头上市公司高管表示,环保行业过去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融资困难。去年以来,该公司成立专门的PPP项目运作团队,逐渐摸索出一条真正实现政府、社会资本和企业共赢的道路。在近期公司运作的项目中,大股东单独设立一个产业投资基金,带动其他社会资本出资,与政府合作以PPP模式建设和运营项目。通过这种运作方式,公司承接的环保项目订单体量比以往大数十倍。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通过资本纽带形成了与政府的利益共同体。

  红得发紫的PPP模式也并不完美,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PPP模式的法制建设还远远不够,配套的法规体系亟待完善。如果能从立法层面对政府信用的保证、公私合作主体的权利义务等予以明确和保障,社会资本将会获得更为充足的底气和动力。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将给国内煤市带来较大冲击

来源:中国煤炭报           时间:2015/6/19

当地时间6月17日下午,在澳大利亚国家艺术馆,澳大利亚贸易部部长安德鲁•罗伯和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签署《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给予了澳大利亚出口我国的85%商品零关税,进入协定成熟期后,这一比率可高达95%。

分析人士指出,《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对已经实行零关税的铁矿石行业影响不大,而对煤炭行业冲击较大,将进一步增强澳大利亚煤炭在我国煤炭市场的竞争优势。

2014年10月15日,我国宣布取消煤炭零进口暂定税率,恢复最惠国税率。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调整煤炭进口关税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自2014年10月15日起,取消无烟煤、炼焦煤、炼焦煤以外的其他烟煤、其他煤、煤球等燃料的零进口暂定税率,分别恢复实施3%、3%、6%、5%、5%的最惠国税率。

另外,自2013年8月30日起,我国已经取消褐煤的零进口暂定税率,恢复实施3%的最惠国税率。至此,我国煤炭进口资源关税已经基本全部恢复征收。

在《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煤炭可继续或逐步享受零关税政策,由于澳大利亚是我国最大的煤炭进口国,关税的调整对国内煤市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据海关统计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2256万吨,占我国进口煤炭总量的32.7%,进口澳大利亚的炼焦煤、动力煤分别为704万吨和1481万吨,分别占炼焦煤、动力煤进口总量的48%和50%。

去年,我国取消进口煤零关税后,加上国内煤价的持续下跌,澳大利亚煤炭在国内煤市的竞争优势不再显著。然而,《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将使澳大利亚煤炭在国内的价格优势进一步扩大,这将对国内煤炭企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煤炭革命”的核心是清洁利用

来源:中国能源报          时间:2015/6/15

我国能源禀赋的特点是“富煤缺油少气”,煤炭生产、消费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始终保持在70%左右,在能源发展中长期居于主体地位。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天然气、核能及可再生能源较快发展,但煤炭的地位并没有减弱。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统计年鉴》表明,过去10年煤炭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一次化石能源,其消费比例从2004年的27.2%增长至2013年的30.1%。第22届世界能源大会认为,2050年化石能源仍是世界能源构成的基础。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我国能源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目的是抑制不合理的能源需求,促进供应体系的多元化,并通过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和加强国际合作,全方位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作为基础能源,煤炭肯定要革命,但不是“革煤炭的命”。后煤炭时代尚早,“去煤化”不可取。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能源发展方式不能简单模仿国外经验,要从国家战略利益和能源安全考虑,加快培育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煤炭清洁高效技术和产业,赢得主动权。

从现实和发展的角度看,煤炭开发利用涉及开发战略布局、开发总量控制、低品质煤开发利用、输煤输电协调发展、燃烧与气化技术路线、先进燃煤发电发展方向、现代煤化工发展、煤基多联产系统发展方向、高耗能行业节能、煤炭利用污染物控制与碳减排等10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煤炭全产业链。

“煤炭革命”的核心在于整体推进煤炭在全行业、全产业链的清洁利用,推进煤炭生产由“以需定产”向“科学开发方式”转变,推进煤炭粗放供应向对口消费转变,推进燃煤发电局部领先向整体节能环保转变,推进传统煤化工向现代煤化工转变,推进长距离输煤输电独立发展向协同发展优化输配转变,逐步实现煤炭开发利用方式的清洁化、高效化,全面提高煤炭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煤炭开发利用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民企不再“望油兴叹”

来源:中国能源报       时间:2015/6/12

    民营炼油企业东明石化日前获得进口原油使用权,市场关注再次聚焦油气上游放开和地炼油源“破冰”。

  作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怪象”,民营油企的生存困境问题由来已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资源配置不到位,伴随油价倒挂、批发收紧等情况的出现而愈演愈烈。民营企业特有的市场活力及发展欲望使其在“夹缝中”成长,但其发展掣肘于政策难到位,在原油进口、油品销售等方面不被重视。

  由于我国原油供应体制问题,山东地炼企业国内原油资源计划仅有122.2万吨/年,除2014年广汇能源拥有20万吨原油进口资质外,民企鲜能分得油源的“一杯羹”。

  近几年,民企虽然通过与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大集团合作,取得部分原油资源,但也是杯水车薪,并不解渴。

  有问题有弊端就需要改革。相比政府对产业的引导和监督以及市场转型,大家更加期待改革的力量。

  与广汇能源获得原油进口权不同的是,东明石化进口原油只能自用,而不能向有资质的炼油企业进行出售,但这仍是地方炼厂乃至油气产业上游领域一次标志性的突破和转变,地炼企业或将逐渐改变“望油兴叹”的现状,获得新的机会。

  原油进口使用权花落东明石化,既是其苦练内功的必然,也是油气上游改革破垄断的积极讯号,更是进一步放开原油进口权的前奏。民营企业在名正言顺地与国企站在同等地位分得油源的同时,还可推动各个市场竞争主体,踏出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第一步。原油进口权放开之后,整个市场的定价透明度也将被提升。公开、透明、市场化是未来地炼行业关键词,炼厂更有机会在平等的市场环境下发展,也会让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同台竞技。

  原油进口使用权放开,是解决民营企业油源、有利于改变成品油市场供给匮乏问题并提高整个行业活跃度的有效手段。不仅丰富和平衡了整个炼油厂的炼油渠道和生产方案,还可让炼厂完善装置,选择性地提升效益。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企业为达到进口准入门槛,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将有利于整个行业走向“绿色”发展。

 

国土部:确保今年页岩气产量65亿立方米

来源:上海证券报           时间:2015/6/11

从国土资源部获悉,中国地质调查局召开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座谈会,发布《中国页岩气资源调查报告(2014)》。据悉,继重庆涪陵率先实现页岩气商业化开发之后,石油公司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等页岩气勘查开发示范区加快页岩气产能建设,有望形成多个页岩气商业化开发基地。

《中国页岩气资源调查报告(2014)》显示,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地质条件的页岩气勘查开发技术体系,装备基本实现国产化,页岩气勘查开发基本实现绿色环保。国土资源部积极推进页岩气勘查开发技术标准的制定,已初步形成技术标准体系。石油公司借鉴已有的国家、行业和企业标准,形成了页岩气钻井工程、采气工程、健康安全环保等百余项技术规范和标准。

中国地质调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页岩气调查是2015年重中之重的工作,总投入达到6.8亿元,确保实现2015年65亿立方米、2020年300亿立方米的产量规划目标。

 

我国海外首个世界级LNG生产基地在澳大利亚投产

来源:中国能源报          时间:2015/5/25

   中海油:中国海外首个世界级LNG(液化天然气)生产基地柯蒂斯项目建成投产,这也是我国首次参与海外LNG项目上、中、下游全产业链。

  通过柯蒂斯项目,中国在全球LNG产业链实现了从中下游到上游的拓展,从过去单一的市场买家到市场买家与资源开发并重,此举对提升中国在全球LNG产业中的分工地位具有里程碑意义。

  柯蒂斯项目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是全球首个以煤层气为气源的世界级LNG项目。项目煤层气源探明和控制开采储量合计达3500亿立方米。

  通过柯蒂斯项目,中国可直接获得长达20年360万吨/年的LNG资源供应。2015年1月项目液化厂一号生产线外输了第一船试产LNG,至今已交付了16船LNG。目前,二号生产线正在调试,预计将于今年三季度投产,届时项目LNG产能可达850万吨/年。

  中国海油旗下气电集团作为第二大项目权益和投资方,先后投入60亿美元,获得了上游资产25%的权益和中游液化厂一号生产线50%的权益。期间,中国海油旗下海油发展还与BG集团达成了在中国建造四艘17.4万立方米大型LNG运输船协议,造船方为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

  “该项目的建成投产,将增强中国在LNG生产和分配领域的话语权。”中国海油董事长杨华表示,“未来,中国海油将继续努力在全球获取具有竞争力的天然气资源,为发展中国天然气产业和保障中国清洁能源供应做出积极的贡献。”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海油便开始布局中国LNG产业。2006年,广东大鹏LNG接收站建成投产。10年间,中国海油已在中国东南沿海建成年接收能力超过2500万吨的7座大型LNG接收站。中国目前已累计进口超过7000万吨LNG,气电集团也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LNG长约合同的持有者。

 

千亿市场放开之后: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环保部门有权管吗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2015/5/8

一只很萌的地表水在线监测小船在实时监测南京的河流水质,环境监测这一领域将逐渐完全放开。(CFP/图)

有官员认为,如果缺乏自己的认证体系,环保部门则缺乏监管依据。“因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环保部门可以去管社会环境监测机构。”

不过,新环保法以及两高关于环境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已对“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做出了规定,重则可入刑。而有一些省份早已制定了相关管理办法。

“这个饼画得很好,但实施起来还有很多困难和问题。”2015年4月13日,广东省一名环保系统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担忧道。

这里的“大饼”,指的是《关于推进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月5日,环保部印发了该“意见”,称全面放开服务性监测市场,有序放开公益性、监督性监测领域。

环境监测,这一领域原本主要由各地环保部门下属环境监测站所主导。如今这一市场的放开,将诞生一块千亿级“大蛋糕”。“十二五”期间,全国环境监测总投资需求将达1000亿元。

不过,从多名受访的环保官员、企业老总的反应来看,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此前已有多地进行了试点工作。而在一些官员看来,这一政令之后,环保部门亟需厘清这一新兴行业的监管细则。而公众聚焦的监测数据造假问题能否通过市场的力量荡清,目前依然是一个问号。

能否挤掉数据水分?能否挤掉数据造假的水分这一问题,山东省环保厅的回复是“可以”。

“过去环保部门自行监测,自行监管,质控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山东省环保厅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称,过去,环境空气质量良好率由各市自行上报,全省达到了95%。在实行政府购买社会第三方服务之后,该数据降低为66%,挤掉了29个百分点的数据水分。全省空气站平均设备运行率和数据准确率均达到90%以上。

这个答案令人惊喜。环境监测包括企业日常监测、项目验收监测、环保部门的执法、监督性监测等。在这由环境监测站主导的单一管理体制下,其中的数据造假等问题早已是业界知晓的沉疴,不仅有媒体曝光,而且环保部及地方环保部门多次点名通报(详见南方周末2013年6月27日报道《“千里眼”明造,“障眼法”暗行——百亿在线监测工程,造假仅需“垫几块砖”》)。

“监管是环保局,监测是监测站,都是一条裤子的,大家不相信这些数据。”湖南一家第三方检测公司副总说,“市场化是没办法阻挡的。”

不过,应对数据造假,并非放开市场的主要原因。在不少受访者看来,主因是监测任务繁重而监测站人手不足。“一来监测站人力不够;二来监测站可能是收支两条线,多做也没有额外报酬。从这个角度来说,开放给第三方,他们的积极性是很强的。”北京市城市排水监测总站有限公司技术研发总监范云慧说。

事实上,监测数据造假问题依然不容乐观。2015年4月1日,在有数百名各地监测站负责人参加的现场工作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坦言,有的地方确有监测数据造假的问题。此前不久,《中国环境报》曝光了福建省环境监测市场乱象:“有的公司连最基本的实验室也没有,仅有一些快速的测试仪器就敢接任务。”

第三方检测机构同样面临着监测数据的“诚信危机”。福建一家知名监测公司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第三方监测主要的问题,和国有监测站面临的问题是差不多的。”

“在这个市场里,规范和不规范的做法,成本最多相差十倍。”他举例,“像环评监测,本底监测六个点位,连续监测七天,每个点位最起码要一个人值守,再加上两个采样车的司机、后勤辅助人员,最少要十个人才能完成任务。这是规范的情况。如果不规范,就是没到现场,连监测仪器的采样口都没开就可以出报告。”

“从行业上来讲,对这个制度的推出非常欢迎。大家都感觉到很兴奋,以前必须靠关系、走门路做的一些事情,现在通过社会化服务,可以靠自己的技术、能力去竞争了。”北京金控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斌说,“但是转变可能需要有个过程,市场化、社会化服务的推动进度怎样,是大家比较担忧的。”

如何设立准入门槛。这一新兴市场的规范工作,一些省份早已开展。

前述广东匿名官员表达了他的担忧:“前期不能有任何门槛。但到了后面,社会化监测机构一旦出了什么事,我们还得去管。现在是把全部压力集中在了中后期的管理上。”

而在北京、江苏等地,则在数年前就出台了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的能力认定管理办法。例如北京在2010年开始,分批认定环境监测机构,目前至少有24家机构。

建立准入门槛并不能消弭行业乱象。业内人士指出这其中可能会有权力寻租空间。“现在主要由环保部门来招标确定一家(第三方机构)。”杨斌透露,“但可能是换汤不换药。有能力做污染源第三方监测的,往往还是原先那些设备运营的公司。”

江苏省环保厅为此对第三方监测设置的门槛非常细致。“这8家(指通过认定的机构)每一项都是经过了上岗能力考核的。包括资产、房子、仪器,甚至对工作人员都要去对社保。这样避免了一些机构东挪仪器、西挪仪器(指借仪器)。这就是硬碰硬,就是一定要有实力的才可以进入市场。”南京力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翟永恒说。

山东则是设置了竞争机制。山东采用了“TO模式”(转让-经营),以空气监测作为突破口。专业化的社会机构通过竞争分别获得运营业务和比对业务,两者独立运营,互相监督;政府的环境监测部门则对运营单位、比对单位进行质控管理考核,政府部门花钱购买合格数据。

作为广东的试点,佛山市环保局希望能监管第三方环境监测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在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一份材料中,佛山市环保局表示,“对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进行从入门、业务委托、业务开展、结果报送的全过程的把关管理,并组织专家们制订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开展质量核查工作。”

但该市环保局亦承认,受制于人手短缺,案牍上的规范只能打折扣,“现场质量核查的频次较少,存在对社会监测机构人员、项目变化等情况掌握不够及时情况”。

广东的另一个试点东莞的遭遇类似。由于监督人员短缺,东莞环保局虽然对社会监测机构进行现场监督检查、现场采样暗访等,但检查频率相对较低,难以进行有效的、全过程的现场跟踪监管。

“人手不够”是开放环境监测市场的主要原因,但是开放以后,在监管上,这一问题依然绕不开。

需要再颁资格证吗?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第三方环境监测的开展,需要厘清与CMA认证的关系。

CMA,即中国计量认证。我国计量法规定,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其计量检定、测试的能力和可靠性考核合格。即只有取得CMA认证的检测机构,才能从事检测检验工作。

在放开第三方环境监测市场之前,环境监测站承担着环境监测主要职责,其亦需获得CMA认证,并接受质监部门的监管。一名广东省监测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环保部门是从行政、业务上进行管理,质监部门则是从认证认可上进行管理。“如果出现重大恶劣问题,质监部门可以吊销资质,环保部门就可以处分。”在《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中,规定了3种环保部门可以责令环境监测机构限期改正并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予以处罚的情形。

尽管两者并不矛盾,但市场放开之后,有业内人士认为,环境监测需要自己的认证体系。“环保部门多年来并没有建立针对第三方环境检测机构的认可办法和体系,其他部门早就有,比如建设、交通、水利等,按理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合理的事情。”湖南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在博客上写道。

前述广东环保官员也认为,如果缺乏自己的认证体系,环保部门则缺乏监管依据。“因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环保部门可以去管社会环境监测机构。”

不过,在新环保法以及两高对刑法中环境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已经对“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做出了规定,重则可入刑。

而有一些省份早已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办法。除了上述北京等地的认定办法,在2011年,山西环保厅就颁布了《山西省环境监测资格管理办法》,对各类环境监测单位的“资格证”做了详细规定。

这亦引起了一些争论。上述的湖南第三方检测公司副总就认为:“以前企业只要有CMA认证就可以从事环境监测,这是计量法支持的。现在又出台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业务能力管理办法,是否跟法律相违背?这几年国务院已取消了很多行政审批。”

 

国家发改委:全国碳交易市场将在2016年启动

来源:中国经济网           时间:2015/2/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气候司国内政策和履约处处长蒋兆理表示,我国将在2016年启动全国碳市场;全国市场初步将纳入6个行业的年排放量在2.6万吨以上的企业,碳市场排放量可能涉及30至40亿吨。

  自2013年6月以来,我国相继在深圳、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湖北、重庆等地建立了7个碳交易市场,这一系列交易试点拉开了我国碳交易从无到有的序幕。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副司长孙翠华此前表示,7个省市的碳交易试点都明确了交易范围,设定了控制碳排放的目标,建立了碳排放的核查体系,也建立了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平台,并开展了相关能力建设,试点进展顺利,成绩显著。

  随着碳交易试点的顺利推进,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14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将继续深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蒋兆理在发言中透露,全国碳市场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2014至2016年为前期准备阶段。这一阶段是全国碳市场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检验标准,把所有工作按照施工图推进。

  2016年至2019年是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阶段。这一阶段将全面启动涉及所有碳市场要素的工作,检验碳市场这个“机器”的运转情况,但不会让“机器”达到最大运行速度,而是逐步加大力度。

  记者了解到,全国碳交易市场的首批行业企业将由电力,冶金,有色,建材,化工等5个传统制造业和航空服务业构成。碳市场排放量可能涉及30至40亿吨。如果仅考虑现货,交易额预计可达12至80亿元;如果进一步考虑期货,交易额将大幅增加,活跃性也将大幅提升,交易金额将达600亿到4000亿元。

  到2019年以后,我国将启动碳市场的“高速运转模式”,使碳市场承担温室气体减排最核心的作用。

  “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必须理顺法律法规、企业参与、碳排放数据精准性等问题,也要处理好全国市场和现有7个试点市场的关系。”蒋兆理分析说,例如,法律建设关系到碳市场的水平,建设全国碳市场,必须确保法律层次足够高,法律约束力要足够强;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也将影响到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和管制措施有效性。

  蒋兆理还透露,全国碳交易市场运行以后,将在确保流通的碳单位同质性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现有7个碳交易试点,实现全国市场与7个碳交易市场的兼容。

  记者了解到,所谓“兼容”,一是在核算方法上,将7个试点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调整和统一;二是在准入门槛方面,全国碳市场前期首批行业控制在“5+1行业”范围内,年排放量2.6万吨规模以上的企业规模以上,而7个碳交易试点要确保现有已经参加碳交易的企业无条件地纳入全国市场。

  “未来碳市场不能只有一至两个交易机构,但也不能交易机构‘遍地开花’。”蒋兆理说,欧盟的碳交易市场涉及的企业数量不多,碳排放量也不算太大,但保存了八个交易机构,这些机构各司其职、运行有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碳交易市场,大致需要7至10个交易机构为碳交易服务。现有的7个试点市场的交易机构,今后完全可以成为全国市场交易机构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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